光伏玻璃产能增长迅速 供需矛盾或进一步加剧
此外,从区域划分来看,和东部城市相比,中西部城市房价下跌的动力似乎不足。
另外,产业的发展也增加了熟练劳动力的储备,进而吸引相关劳动力需求企业进驻该区域,该区域由此成为重要的增长极。主体功能区划正是着眼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发展策略。
进入专题: 人口分布 。为此,目前应重点抓好以下工作:1.转移支付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关系不大。得出这个与传统认识有所差异的首要结论的原因在于,自然条件(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状况等)、经济发展及就业状况、公共服务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区域的人口承载力和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方向,但经济发展及就业状况是直接影响因素,其他是间接影响因素。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地方财富的增加,地方政府税收的增加扩大了政府的财源,从而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也将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这种明显的不协调与户籍等人口流动的社会管理制度限制有关,也与公共服务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共享机制不健全有关,但归根结底与发展方式有关。在我们所研究的16个发达国家和3个发展中国家中,发达国家经济一人口分布协调度,要明显好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从空间分布看经济一人口分布不协调度是最高的,如果用能够充分享受当地经济发展成果的户籍人口数代入计算的话,这种不协调度还会更高。这些信息往往因国家安全、商业及隐秘等原因而没有公布。
为个人作出正确决定提供诱因我们具备提供有用信息的技术。同租金管制相似,缺乏保障的所有权,也让个人没有诱因为预防工作进行长期投资。比如,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具有类似的地震风险,但日本拥有超过1000台地震仪,面积约比日本大五倍的印度尼西亚却只有160台左右。援助国只提供了这数目的一半。
自然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每一个层面,我们都有能力确保它们不会演变为非自然灾难。这意味着政府应该让土地和住房市场运转起来,但也在必要时进行针对性干预。
正确的激励,辅之以各个层面的可信、可靠制度,可以确保御灾能力不会因灾难风险上升而减弱。预防方面的投资通常意味着长期发展支出。到2050年,大城市中受暴风和地震风险威胁的人将比现在翻番,达到15亿之众——这还是没有考虑气候变化情况下所做的估计。英文原题:The Economics of Disaster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12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灾难经济学 。
膨胀的城市和变化的气候,正改变灾难预防的未来格局。此外,它们还承诺逾4.5亿美元的复苏和重建援助金。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不过,传统中医的确可以教导我们不少应对灾难的道理——特别是防范胜于治疗这一点。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最近发表的《自然风险和非自然灾难:有效预防的经济学》(Natural Hazards,UnNatural Disasters: The Economics of Effective Prevention)报告,和事后补救比起来,事前预防可以事半功倍。
莫桑比克于2000年要求援助国提供200-400万美元,帮助它为即将来临的洪水做好抗洪准备。主要纾困和发展慈善组织泪水基金会(Tearfund)一份关于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报告便是有力的例子。
然而,许多国家却没有充分利用。说到底,价格才是个人行为的终极推动因素,激励不当导致灾难性后果(正确的激励本是可以培养预防意识的)的例子数不胜数。
尽管目前有许多让人沮丧的经济信息,但如果我们以为事情已经到了不可能变得更坏的地步,那这个月残酷地提醒我们,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于自然力量所带来的破坏。所有层面的激励——国际、政府及个人层面——都能在预防自然风险演变为灾难上扮演重要角色。我们所面临的灾难风险正变得越来越大,因此考虑这些问题变得更是重要。正确的预防肯定有利无弊,而这意味着需要正确的激励。援助国以什么管道提供援助是很重要的。援助国可以明确指定发展援助必须用在与预防有关的项目——这和主要用于立刻作出反应和纾困的人道主义援助不同。
另一个价格扭曲的例子,来自普遍实施租金管制的孟买。按照这一观点,要降低自然灾难风险,最好的办法是专注于预防。
Apurva Sanghi是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及《自然风险和非自然灾难:有效预防的经济学》报告的小组组长。比如,如果政治压力把保险费维持在低水平,这将鼓励人们在高风险地区从事建筑活动,因而提高它们的风险和脆弱性
当时恢复了主权的爱沙尼亚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后来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上半叶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欧盟其他成员国也特别欢迎希腊的加盟。公元前146年被古罗马共和国征服后又吸纳了古罗马和基督教文化。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能提供的解决办法是危机国可以选择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来重振经济或者选择推行货币宽松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既然债务危机与经济有关,人们就自然认为应该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
从近30多年历次希腊民主选举可以看到,竞选政客都不是很有理性地根据希腊经济实际能力提出他们的竞选纲领,选民也不是很有理性地看待竞选人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承诺,造成每次选举选出的政府都用透支手段来兑现其所作出的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如加薪、加职、加福利等。事实告诉人们,两者都得兼顾到,都得实施到恰到好处。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爱沙尼亚国内房地产业泡沫破灭,经济陷入衰退,2009年GDP下滑14%。不过,再好再正确的政策,如果没有相应国民心态的配合,其所可能产生的成效是有限的。
1830年虽取得独立,但却摆脱不了欧洲各大国的摆布和操纵,且和邻国又纠纷不断。这种经济处方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功效,但其见效慢,所须采取的节约措施也很难被老百姓接受,因为其会导致部分人须付出收入减少、福利降低、甚至饭碗不保的代价,因此推行起来困难重重。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迄今已先后6次给希腊提供了总额超过500亿欧元巨额援助贷款资金,可是希腊仍走不出债务危机,经济也不见起色。南欧希、葡、西、意4国人民对紧缩政策表现出的抗拒心态尤为明显。试想,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房地产泡沫现象,而唯独德国没有?为何德国人在经济繁荣时期不乱借贷建房炒房、不乱炒股、不爱把自己装扮成一身名牌?这不就是一种理性的国民心态使然吗? 进入专题: 欧债危机 。如经营Skype公司的史坦先生说道,在爱沙尼亚,他们努力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我们总是梦想成为欧洲,这是我们归属所在,我们的世界。
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德国没有被卷进去,德国的经济状况也相对表现得较好,这多少归功于德国民众较健康、较理性的国民心态。甚至到了2000年,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便通过与高盛等投资银行签订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协议,以降低财政赤字蒙混过关。
面对汹涌而来的金融海啸,爱沙尼亚政府宣布实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精简政府机构,削减医疗保障和社会服务开支,降低工资标准40%,甚至连首都塔林市区的路灯到了凌晨3点半以后也熄灯,以节省电费。1918-1920通过一年多争取自由的战争获得独立。
其中包括削减工资、加税或减税、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效率、消除贪污腐败、健全监控与税收制度、加大投资以创造就业、改进或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投资环境等措施。1992年成为欧盟一员后,希腊获得欧盟更多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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